国企俱乐部，如何破解“稳而不强”困局？

记者鲁蜜报道 山东泰山主场17年来首次败给河南队，泰山球迷不满情绪大爆发，导致宿茂臻、韩鹏教练组辞职；申花在上海德比中输给了同城对手，斯卢茨基再度被推上了风口浪尖。这类中超热点，表面来看是球队起伏过大导致球迷不满，但从深层梳理不难发现，一些国企俱乐部在解除生存之忧后，反而缺少了争冠锋芒，球迷是在“哀其不幸”之后转而“怒其不争”。那国企俱乐部该如何摆脱这种“稳而不强”的尴尬？ 国企入局职业足球，无非两个原因：一个是行政任务，一个是主动布局。 第一种方式，主要是由当地政府牵头，国企出面扛起大旗，主要目的就是保留城市足球的火种。这一类的典型案例，就是天津津门虎、河南俱乐部等。天津津门虎的前身天津泰达，此前已经走到了解散边缘。天津泰达队原本就是由国企投资，但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泰达集团有意退出后，没有天津市的其他国企、民企出面接盘，天津的职业足球面临着断档的危险境地。 在千钧一发之际，天津有关方面出面，协调了市内多家国企，一起承担了俱乐部的运营资金，俱乐部主体未发生改变、以体育局托管的形式活到了现在。自改名为天津津门虎之后，薪资结构趋于平衡，也未再出现长时间拖欠薪水的问题。 河南俱乐部可以说是第一家真正意义上完成股改的中超俱乐部。坚守了河南足球近30年的建业集团因主营业务遇困，在继续独家投资足球力不从心之际，积极与政府有关部门协调，才有了第一次“三方共建”的股改。河南俱乐部这些年总共历经了两次股改：第一次是由洛阳、郑州、建业三方共投；第二次是由郑发与豫健两方共投。这期间虽然也经历了一些波折，但在建业集团大度出让股权、政府大力扶持下，俱乐部没有滑落到生死攸关的危局。 国企这种入局方式，主要目的在于维稳兜底，市场属性相对弱一些。 另一种方式，就是主动布局。这种类型以上海申花、山东泰山、上海海港、成都蓉城为代表。上海久事集团本来就是体育赛事的国资运营平台，常年运营上海男篮以及F1赛车等重磅体育赛事，深谙体育赛事运营、城市品牌打造。久事收购申花足球俱乐部，是看准上海足球的城市价值、文旅价值、流量价值，是企业的市场化升级布局。成都蓉城更典型，建队后从低级别联赛打起，一步一步打到中超，把凤凰山球场做成中超金牌球市，以职业足球带动全城文旅消费。 国企接手当地职业足球俱乐部后，球队的生存境况都有明显的改善，比如浙江俱乐部，绿城不再控股后，俱乐部主体变为国资，投入稳定，虽然目前球队排名不高，但整体实力居于中超前列。上海海港、上海申花、成都蓉城的生存一直都非常稳定，过去几个赛季都是中超冠军的有力争夺者。 从整体形势来看，相比金元足球末期，三级联赛大规模欠薪的情况明显减少，职业俱乐部在准入关键节点大规模退出的情况也未再出现。国企入局的最大价值，就是给动荡的职业联赛兜底，稳住基本盘。 除了稳住生存的基本盘之外，国企资源比较雄厚，能盘活城市足球市场。不难发现，很多国企俱乐部都能够联动城市的资源，比如场馆、文旅以及形成本土企业赞助的矩阵。成都蓉城将凤凰山球场做成中超最火爆的球场之一，比赛日带动餐饮、住宿、消费，时隔多年之后，足球重新成为成都的城市名片。河南俱乐部在股改之后，联动省内白酒、乳业龙头企业，共同做强本土足球。其实就连很多民企俱乐部，近年来都在联动政府资源，为俱乐部的运营添砖加瓦。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投资回归理性，不再盲目攀比。金元足球时期，顶级外援、外教的加盟，确实让联赛水平有所提高，但副作用就是给俱乐部留下巨大负债。国企投资足球，受预算、审计以及制度的约束，不会再非理性豪赌。 当生存警报解除后，球迷自然希望俱乐部在运营、成绩上有所突破，国企俱乐部的一些弊端就逐渐显现出来。比如，一旦出现多方控股、共管，就容易出现“人人能管、人人不管”的局面，甚至在批预算、做决策的关键节点上，出现审批流程过长的问题，由此耽误球队的引援、备战工作。 投资足球对于大多数国企来讲，依然是花钱不赚钱的事，难以列入企业的主营业务。目前中超已知能在运营层面实现创收的俱乐部只有大连英博和重庆铜梁龙。这两家俱乐部都是民企投资人，但也结合了政府部门的帮扶，创造了良好的球市和运营局面，从职业俱乐部的角度来看，更加接近市场化。当然，还有一部分定位较高的国企俱乐部，因为需要与球队实力、形象匹配的外援、外教和队内国脚的薪资等，本身运营的成本就很高，因此即使也在努力开拓市场，一时也难以达到盈利平衡点。更重要的是，并非所有国企俱乐部的掌舵者都有市场化意识，能将球迷经济、青训成果变现，主动盘活市场价值。 后金元时代，国企入局确实改善了很多职业俱乐部的生存环境，同时稳住了职业联赛的基本盘，但“船大难掉头”的弊端也造成了很多球队稳定却平庸的现状。 今年的中超联赛，处于上游的球队中，成都蓉城可谓一枝独秀，而从第二名到第五名的俱乐部分别是青岛西海岸、重庆铜梁龙、大连英博以及云南玉昆，这与传统的中超BIG